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 阿阿伊人在线[www.AAY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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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都面对信息浑浊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前一行业中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远较后者为低，因此，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低。 阿阿伊人在线[www.AAY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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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媒体开放度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性，如果一国的新闻自由度较低，其制度环境相对更适合于发展制造业和其他“硬苦力”行业，而不利于发展高经济增加值的第三产业。 阿阿伊人在线[www.AAY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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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我们谈到中国人之所以勤奋却不富，是因为我们每天要耗掉许多小时以对冲阻碍市场交易的制度成本。 阿阿伊人在线[www.AAY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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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简单的勤劳和物质财富都不是未来收入的决定性要素，那么从长远看，在国际竞争中，决定一国贫富的更根本的要素必然是其制度资本，即其制度机制是否更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
不少读者朋友评论说，中国人之所以勤奋但不富，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低经济增加值的活儿、是“硬苦力”，利润都给那些掌握高经济增加值产业的国家拿走了。
这说的或许也对，但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发展好高利润率的产业呢？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高经济增加值产业？—为了推卸责任，我们当然可说是因为受外国人的欺压，但这种回答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也可能说是因为中国人的教育素质低，但是，虽然从总的人口素质看，这个回答或许是对的，可从绝对数字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约为5000万(占全部成年人口的5.7%)，几乎是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比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个的所有就业人口都多，也超过西班牙的全部人口。因此，虽然5000万人只是13亿人口的很小一个比例，可是，凭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应该足以在中国发展好任何一个高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特别是中国自己拥有这么大的市场。那么，为什么还没做到呢？
实际上，制度机制的好坏不仅决定了一个人一年能完成多少笔交易(交易速度)以及创造多少价值(生产率)，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到底能发展什么产业和不能发展什么产业。换句话说，制度环境最后还决定了每个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定位。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高经济增加值的产业发展时，它的人民只能在国际分工中从事低收入的“硬苦力”活，它能发展的也只能是那些低经济增加值的产业。
制造业发展对制度依赖性较低
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主要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吸收外资、发展经济，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这种政策选择不仅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且让众多廉价劳动力能够如上期所说的那样弥补制度成本。到了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制造业的利润率太低，“赚不了几个钱”，于是觉得这种国际分工对我们太不利，觉得我们必须往高收入、高经济增加值的行业与分工转移，要走出“硬苦力”活。
这种愿望当然好。可是，除非我们进行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变革，否则，在目前的市场制度架构下，“硬苦力”行业也差不多是中国惟一可行的发展政策选择。我们一般认为，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最高，但是，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
简单讲，任何市场交易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制度支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消费者权益或买方权益的保护机制。如果买方事后发现所买东西并非如卖方所说或者是次品，那么买方可以诉诸于正式司法。虽然在商品交易中往往除了收据外并无正式合同，但至少有某种隐性合约(在决定买那样东西时，你和卖方对所买的东西是什么有起码的共识)，因此，由产品质量或产品规格引起的纠纷也属于合约纠纷的一种。第二方面的制度支持是交易双方的信息披露，可信、充分的信息披露是帮助买方准确评估交易产品的价值的必要条件。对这两类制度机制的要求程度会因各行业本身的特征而有所差异，有的行业对这两类制度的依赖性弱，而另一些行业则会很强。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在汽车买方(消费者)和卖方(制造商)之间交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它有式样、有颜色，买方可打开汽车查看各部件的设计、做工、组装，也可自己试开一次或多次。按照前面谈到的两类制度要求看，正因为汽车是有形物，也可以让买方多次试开等等，这种商品交易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相对较弱。就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汽车交易对正式司法的依赖性也较低，因为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即使产品责任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可靠保障，张三李四们或许可以在交钱买车之前多试开几次、多找几个懂车的朋友帮助检查几次。这些举措可大大降低买方被骗的可能性，是规避交易风险的手段(于是，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也还行)。这里的关键是交易的客体是有形、有色的物品。
服务业(第三产业)则不同。以证券市场为例，“深发展”卖给股民们的东西是一种金融合同，是一份写在纸上的许诺。交易的东西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也没有声音，这种合同所保证的权益可以值很多钱，也可以一文不值，关键在于上面讲到的两类制度保证是否可靠。第一，投资者能否得到关于“深发展”的公正可靠的信息？这不仅要求上市公司经常披露相关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受控制的新闻媒体去独立地验证信息、挖掘有损股东权益的内幕，因此新闻自由、信息自由至关重要。第二，是否有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和相匹配的司法体系与诉讼程序？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问题。如果没有可靠的保护合约权益的制度机制，那么股票所代表的金融合同就没有意义，当然就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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